为何称山曲儿为“花儿”?亚雄颇费心思,他溯源而上,以歌证歌。他发现中国开山第一部山歌集《诗经》又叫《葩经》,“葩”为“花”字的古音,故而《诗经》又可叫《花儿经》。以“花”命名的曲调有唐人的《花间集》,李贺的《花游曲》还有“花拍、花调”等等。这些诗文曲调自民间采摘而来,足见有其生长的土壤。而三陇地区(青海、甘肃、宁夏)在情歌之中昵称女方为“花儿”男方为“少年 ”,这种对情人的呼唤直接被拿来做了歌曲的名称,真是诗意盎然。 花儿为喷珠吐玉的智慧之河,不断刺激出亚雄的灵感。他除了积极收集花儿,按内容分类,考察风格、结构、流派、对歌方法、表现方式之外,还以渊博的学问开创了花儿研究的先声:从艺术上,研究花儿的音乐特色、方言俗语,认为它是在藏、蒙民歌影响下形成的特殊的汉族民歌。以后他又修正了自己了观点,认为是元代回族东迁后,其思乡歌曲与西域音乐、汉民族音乐融合的产物。从渊源上,研究西北民族的文化史、迁徙史、民俗的演变,探寻花儿的源头。从政治上,揭露统治者离间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阴谋。 穷文人张亚雄虽然已是兰州《民国日报》的编辑,囊中羞涩之事仍经常发生。收集花儿要用大量的纸张,他把好不容易搞到的劣质纸张,报纸的边角料装订起来,不认反正,不留空隙地写,字也小到不能再小,如米粒般一行行左高右低地斜下来。还自我解嘲道,字越小思想越能深入进去,毛笔写秃了,就削去一圈再写,一圈圈削下去,一枝毛笔只有十几根毛了还在用。抠抠索索省下俩钱,全都用来发信求索花儿上。第一轮发信百余,意犹未尽,第二轮又撒出去百余封。正如当年蒲松龄摆茶于路求天下奇闻轶事一样,亚雄写信求歌。感其诚意,回函投稿参与亚雄收集研究工作的有365人,正合一个周天之数。这些人里,有后来的中国社科院民族问题研究所所长牙含章,有土生土长的语言学家、学者谢润甫、李白虹、张慎潮等等。他们或信函争论,或当面琢磨,让山歌野调登堂入室,学术空气极浓。特别是生于甘肃临潭花儿家乡的谢润甫,以其渊博的古代文化史知识,穷两个月之力对亚雄收到的数百首色泽古朴、土腥昧儿十足的花儿逐字逐句进行考证,将一些失传服饰、土话、风俗,一一描述出来。否则,今天,这些东西很可能成为难以解开的死谜。 1929年,经张一悟的推荐,亚雄入北平私立平民大学新闻系求学,受教于著名进步记者邵漂萍、徐凌霄门下。与张季鸾、黄天鹏、吴秋尘等同被列为平大十才子。徐凌霄对亚雄的花儿研究文章尤为赏识,每每撤下自己的文章,在《大公报》副刊的头条加花框发亚雄的稿子,使他受宠若惊,终于萌生了写作一部花儿研究专著的想法。不久,研究花儿的开篇文章《花儿序》经张一悟、徐凌霄两位老师修订后在北京发表。 大学毕业回到兰州,亚雄当上了《西北日报》编辑主任。少年得志,又是平民大学高材生,便不愿正眼去瞧那些眼睛片上带圈,破长衫里弓腰曲背,思想守旧安于现状的前辈,设计了一大堆办报思想。结果不但一条也没被采纳,反被讥为“司马昭之心,路人皆知”,笑骂他想往上爬。无奈之中,只好收起自己的宏论去办副刊,取名为《自由之花》,公开登报征集花儿。又辟有意在吸引青年知音的《钢萼铁蕊》专栏,大谈反对封建主义,争取婚姻自由。一时间沸沸扬扬,不少人争睹亚雄论爱情的文章为快。殊不如,这位赞美自由女神的斗士恰恰正是包办婚姻的牺牲品,十八岁上就受父母之命与老家金氏结为夫妻。金氏模样儿倒还周正,只是脾气大,不识字,对亚雄的奋斗呀、追求呀一概不闻不问。亚雄天南地北地见了见了世面,心里早没有她了。 清茶滚成牛血了, 我成了隔年的醋了, 烂木头搭桥哈闪折了, 哪搭儿得罪下你了。 看不上人家了,还要和人家接二连三地生儿女,这也是人性的一大困惑,一方面是思想的辉煌,一方面是自我的羁囚,最神圣的结合之下是最不神圣的虚伪,言不由衷成了过日子的必需品,重复虚伪成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。 除了隔三差五地回家,亚雄就是关在他的陋室里,孤灯面壁,研究花儿。当时公开征集花儿的举动也是颇为大逆不道的。因为唱花儿者都是被鲁迅先生呼为“泥脚”的下苦人,他们不懂承旨奉迎,假门假式,粉饰太平,只有直率地喊出他们的苦焦与烦心,诉说生活的不公,表达对爱情的向往,自然不为当局的卫道者所喜欢。况且花儿一直被视为淫词邪调,即使在花儿的故乡,也是不能在庄子里和家里唱的“野歌”,如果乱唱则被认为乱了辈份,胡乱骚情,要被“执打柳鞭一百二十下”,或被罚一头羊。 亚雄最爱的恰恰是下苦人筏客子冲口而出的直白。他们的歌里没有上流社会的一切矫饰的情感,使士大夫、伪君子、摩登油子顿时渺小如蝼蚁。亚雄写道:民间文学是从苦难中透露出来的人生乐趣和盼望,他们的希望很简单,乐趣亦坦白。有人说,人是专门会耍圈套的动物,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,以其善耍圈套也。泥脚的圈套少,无障眼之法,不会声东击西饥饿线上苦难人,和平的方法是伸手乞讨,狡猾一点的办法是偷鸡摸狗拔蒜苗,更激烈的办法是明火执仗栏路抢劫。他们解决食的问题如此直截了当,他们的爱,更其单纯而毫无遮盖了。有花儿为证: 三更里梦见的好睡梦, 我身子花床上睡了, 惊得者醒来是你没有, 清眼泪泡塌了炕上。 想你想到肉里头, 只要连尕妹一炕睡, 不怕阎王殿里走。 对于这些无遮无盖的下里巴人之歌,征集者张亚雄从不自作聪明,妄加改削,以求典雅,而是像农夫忠于土地那样一字不易,小小翼翼地使民歌中强烈的泥土气息不致失落。这种治学之道,使他一再受到当时的“大人物”的嘲讽和卑视。这些人物见了他,总以“你的花儿…哈—哈—哈”,来代替“今天天气…哈—哈—哈”,接着从鼻孔哼一声,拂袖而去。亚雄铁青全脸立在那里不吭声。这时,年轻气盛的亚雄根本不听凡尘的声音,只听从冥冥之中的神谕:越是文人骚客们以为粗鄙不雅的民歌,越是价什千金永恒不死的杰作。他的感觉准确无误地告诉他,他酿出的将是甘醇清冽、劲道十足的美酒,是勃勃跃动的生命之源。 (擅自转载本文将会引起版权纠纷,如欲刊登或出版该作品,请务必与凤凰网或木木本人联系。凤凰网联系电话:010-68977288转622 木木联系电话:13311182022)
充满了英雄梦想的亚雄在十八岁上听从了恩师张一悟的教诲,成为中国西北第一位系统收集研究花儿的人,吃力而又兴奋地为“花儿学”的创立铺下了第一块基石。他没有任何现成的资料、成果可以借鉴,只有永不衰竭的意志力和永不服输的拼命劲头作本钱。靠着劈山开路的蛮勇,亚雄把思维的触角探进了与花儿相关的各个领域。他开始从甘肃地方志和名人诗词中考证花儿,竟在清人吴镇的《松花庵集》中查出了“花儿”的名字。吴公在《忆临洮》诗中有“花儿饶比兴,番女亦风流”之句,读之令人心动。这大约是关于“花儿”名称最早的文字记载了。
象牙筷子金包头, 
回族花儿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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